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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合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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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 class="j-chapter section" data-paragraphid="b89d25839ba54bc9af2b725c04372ed2_5">第三节 “中国的世界”与“世界的中国”的合题</h3>
中国的体量决定了，它天然是个世界历史民族。中国古代史是超越于中原、草原等诸多要素之上的东亚大陆的体系史，以中原为经济和文化重心、以草原为军事重心、以过渡地带为整合诸要素的制度重心，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拉动起包括陆地与海洋在内整个东亚的经济政治秩序，并被表达为“天下”秩序。西方在近代的到来，使得东亚的天下秩序被还原为区域秩序，被整个世界秩序所吸收；中国则开始努力重构自身，同时苦苦寻找新的精神表达。
经历了无数苦难的历程与无数勇气和理想的积淀，今天的中国在物质意义上再次成为世界体系的自变量，但中国对此仍未获得足够的精神自觉。世界历史民族都是通过超越自我而成就自我，让自己成为整体的背景条件。今天，中国也必须完成自我超越，而且必须是个双重超越。中华民族要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世界秩序的背景条件；汉民族也要自我超越，成为中华民族的背景条件。这一系列超越过程，最终需要在一种法权形式中，获得其稳定性。中华民族在今天终于走到了“历史三峡”的这一步，我们可以畅想,此前的转型历史，如何能够获得其法权形式，完成这个世界历史民族的完整的精神自觉。
这种精神自觉，可以让我们对“何谓中国”这一问题，在规范性意义上给出如下回答，即，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从国家格局来看，中国内在地是个体系；中国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而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作为体系的中国，仿若世界海陆秩序的全息缩影，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凝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并以其超大规模性而获得足够的动能，打通内、外两重秩序，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
<span class="bold">一、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海陆枢纽
<span class="bold">1.第三世界的流民化
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要素，作为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的中介性存在，在毛泽东时代，通过“三个世界”理论获得了精神性的表达；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则在“双循环”的结构里发展为物质性的现实。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两个时代的中介性不仅仅是精神与物质上的区别。“三个世界”提出于冷战的摩尼教秩序时期，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在彼时是两种强大的秩序，中国作为彼此角力的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提供一种均衡力量。“双循环”形成于冷战后的奥古斯丁秩序时期，海洋世界的秩序扩展开始遭遇生存逻辑的极限，而大陆世界则陷入失序状态。这里的“大陆世界”所涵括的不再仅仅是地缘意义上的“大陆”，而是在秩序缺失这个意义上的“大陆”，主要指当下诸多秩序疲弱、流民动荡的地区。因此中国不再是作为均衡力量存在，而是作为普遍秩序向失序地区扩展的必要中介存在。<span class="mark" title="张笑宇博士的著作《重建大陆：反思五百年的世界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对于失序的“大陆”地区秩序重建的可能性，从政治哲学角度做了很精彩的分析。相关讨论亦可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失序“大陆”的流民化，与世界经济秩序的变迁之间有着复杂的联动关系。前文已述，中国的超大规模人口，在古代社会也面临周期性的流民动荡之威胁。尤其是在传统帝国的后期，过剩的人口扼杀掉了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中国经济陷入内卷化的状态，结果只有外延型增长，没有内涵型增长，终将面临更加严重的流民威胁。但是，过剩人口只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构成严重的问题，一旦中国加入开放经济，在其能够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的前提下，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反将构成中国的巨大竞争优势。<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一小节的相关论述。">
晚清以来，中国一直苦于无法完成自我整合，一方面无法真正解决流民问题，一方面其廉价劳动力只能流散到世界上去，为他人所用，这段历史催生了庞大的海外华人世界。经历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国终于完成了自我整合，重新加入世界市场，早年流散出去的海外华人在这时成了反哺中国的重要力量，其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庞大的人口规模至此终于转化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中国的流民问题在世界市场这个背景下获得了解决，与此相应的是第三世界更严重的流民化。中国举世无双的生产成本控制能力，使其低成本制成品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甚至出现在非洲国家最偏远的地摊上。<span class="mark" title="笔者曾在非洲国家的偏远地摊上见到当地人在贩卖中国生产的书包、拖鞋等，这意味着这些低技术含量、低价值的产品从中国运过来也比本地生产要更划算，这是极具深意的现象。">东南亚被整合到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当中，另当别论。原本还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艰难努力的第三世界诸国，遇到了无法应对的挑战，其工业多半失败；而其社会结构在努力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被改变，进城的人无法获得就业，又不愿再回到乡下去，传统乡村的基层社会也遭遇着更大的冲击；经济上的一系列困境更令财政陷于困窘，国家能力大幅下降，秩序开始溃败。实际上，在“中心——边缘”的结构下，它们的工业化努力本来也很有可能失败，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但当下的失败，伴随着世界经济秩序的变迁，便更引人注目。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流民化。这在有些地方会令国家陷入毒品经济、黑帮经济，有些地方还会再叠加上“文明的冲突”中各种宗教性的动员效应，导致今天世界上的一系列动荡。
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中国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特殊的责任。作为世界性的国家，中国的利益也是世界性的，倘若中国放任无视世界经济秩序变迁的这些外部效应，则第三世界的流民也必将反噬中国自身，中国的海外利益将严重受损，中国内部也可能遭遇到特殊困境。因此，世界主义的精神转向也成为中国保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必须，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便到了一个必须被突破的阶段。
<span class="bold">2.从“生产的政治”到“分配的政治”的转型
世界主义的转向，需要我们对于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逻辑及其未来走向的可能性有所判断。现代世界秩序的拓展是在英美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导下展开的，英美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具有浓重的清教色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经济伦理正面临着挑战。这至少有两方面意涵。
第一，清教伦理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是有一个远远大于该清教经济体的市场存在。因为，清教伦理用严苛的道德标准要求信徒，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以荣耀上帝，这是一种宗教责任；同时又必须生活节俭，否则努力工作只不过是被奢侈生活的物欲所激励，背弃了其宗教责任。这样一种“努力挣又努力节俭”的生活态度，使得其利润积累效率非常之高，远非其他宗教信徒的经济活动可比，也使得其生产远远大于消费。因此，清教经济伦理高超的经济效率，以非清教的外部市场为前提。一旦这个市场被填满，便需继续开发新的市场，否则理性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将难以维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到了后冷战时代，外部市场逐渐被开拓完毕，这意味着依从清教伦理的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
第二，清教伦理强调了犹太一神教的传统，对此岸世界进行了彻底的祛魅。此岸世界的各种价值都被均质化，彻底地消弭掉了天主教中曾经很重视的等级责任伦理。于是，所有人都要同等地参与竞争，所有人都要服从同样的成败标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清教视其为被上帝抛弃的标志，而非外在条件不济所致。这同样推动了清教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其效率超过了其他经济体，最终使得其发展起的资本秩序涵盖了所有经济体，并将许多非清教的地方置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面对那些竞争失败的人群的悲惨状况，简单地用“被上帝抛弃”来解释，在伦理上是很有欠缺的，这带来一种“伦理成本”，但这种欠缺在清教经济伦理内部是无法弥补的。
总而言之，可以说清教经济伦理是一种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其所有的法权设置都是围绕于此，其所转化出的制度安排可以称为“生产的政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可以用更繁荣的发展来消化掉。在其逻辑走到尽头之后，试图再靠发展来消化问题已行不通，此时需要新的经济伦理来置换掉它；新的伦理还需要将自己外化为一种“分配的政治”，以解决“生产的政治”所带来的问题。
在近代西方历史上，有另一种经济伦理一直在对清教经济伦理进行批判，那就是天主教经济伦理。天主教经济伦理认为经济的出发点应当是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营利。对于个人来说，保证与其身份相当的收入，构成收入的极限。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不允许只为自己而追求个人目的，他是社会的成员，因此他必须将自己的职业看作职责并加以履行，他必须始终考虑到公共福利。社会因此形成有机的等级划分，这是必须尊重的差别。<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德］席林《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顾仁明译，2003年，第57—58页。">所以，天主教经济伦理着重于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人格尊严，人应当作为目的存在，清教模式的极度祛魅对人是危险的，经济的最终目标不在其本身，而应当是人性的绝对目标，即应使得人类能够习得上帝之仁爱；二是合理价格、合理竞争，不得因过度的理性计算而导致过高的伦理成本，如有必要，政府可以进行干预；三是团结互助，天主教并不认为人类是分散独立的个体性存在，而是认为所有人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应从这样一个总体性的角度来思考前述诸种成本问题，尤其是这个共同体还是个时间性的共同体，当代人要为后代人考虑；四是等级责任伦理，天主教认为人的先天禀赋、后天机遇不同，不能做齐一化要求，责任是与能力相匹配的，拥有更强能力者，理应负起更多的责任。二战后，德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对天主教经济伦理的反思有着深刻关系。<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德］席林《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译本导言”，第9—13页。">
在有外部市场空间存在的情况下，清教经济伦理的效率远胜于天主教经济伦理，后者在中世纪时维系了一个温情融融却又迟缓停滞的西方经济世界，在进入近代以后便逐渐被清教伦理压制住了。清教经济伦理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发展，在不断寻求更大市场的过程中，导致世界市场空间逐渐闭合，它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此时天主教经济伦理的价值重新显现出来。
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同样有关于“分配的政治”的深刻思考，但伊斯兰世界的经济与天主教世界的经济，都不足以支撑起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工作，这个工作需由奉行着市场经济的中国来完成。在资本主义盟主美国逐渐将其经济金融化之后，世界实体经济转移到中国，并且可能由中国的生产、由中国对于各种市场的开发，而完成使世界市场闭合的工作。在此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工业生产向世界施加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等，也到了必须加以审视，改弦更张的地步。世界需要另一种经济伦理、秩序原则的指引。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对于作为共同体的集体责任伦理，以及等级责任伦理的深刻考虑，其诸多原则与其他关注“分配的政治”的文化伦理之间存在相当的共鸣性。中国完全可以将其中的精神原则抽取出来，作为东西方共同的伦理财富加以阐发，一方面由此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更作为一种新的世界意义之倡导者而存在，提出“分配的政治”的问题。
这样一种“分配的政治”不是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而是以全球为单位；其目标应该是以中国为中介，将海洋世界的各种经济发展，通过贸易红利转移的方式，转化为向失序地区的秩序投放，以便帮助这些流民动荡的“大陆”地区重建秩序。这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安排的现实可能性，就在于“双循环”经贸结构的浮现，贸易红利的转移也正是在这结构里完成。<span class="mark" title="可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第一小节的相关讨论。">
向“分配的政治”的转型，并不是要取消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治理秩序，任何试图一揽子给出个对全球秩序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必定是不可实行的方案。“分配的政治”应当以承认现有国际治理秩序的历史正当性为前提，发起一系列谈判进程，对其进行渐进性改造，使其逐渐能够适应新的格局与需求。而转型的方向，绝不是失序的“大陆”地区通过走上工业化道路来完成现代化，而是通过秩序的输入，让“大陆”地区获得足够的资源以建立有当地特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向世界呈现出另外一种生活样态的可能性，为资本主义秩序当中的人类保留一块可供参照与反思的心灵净土。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将与世界相互塑造，开拓出外交创造性实践的巨大空间，更深刻地实践中国的国际责任。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具象化，是中国获得自己的普遍性意义的基础。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可以被定义；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被识别出来。若要努力收获这一切，必须要有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普遍主义视野。如此，中国的全新战略才能表达出一个大国对于世界责任的切实担当。待中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崛起将充分呈现出其建设性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另一重世界历史意义。前文仔细讨论过，游牧及农耕的共生关系是古代欧亚大陆上一种很普遍的秩序生成机制；游牧-农耕的过渡地带，往往成为新秩序的生成点所在，这种过渡地带未必拥有精神的原创性，但它拥有对两种经济政治生态系统的理解，从而能够形成超越于双方之上的普遍秩序。对今天的世界而言，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海洋”与“大陆”，也会有一个过渡地带；原则上来说，此过渡地带也应该成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点所在。中国作为“双循环”结构中的结点，在物质意义上已经完全成为这种过渡地带。这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战略机会，中国必须能够清晰地理解此一战略机会，在精神层面上把握住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构成性意义，才能更好地实现其建设性作用。
因此，中国急需一场精神层面的解放。咨诸人类历史，这样一种精神解放，将伴随着对于国家的自我意识的重新理解。
<span class="bold">二、中国秩序作为世界秩序的全息缩影
<span class="bold">1.中国秩序作为一个全息缩影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尤其是其处在“海洋”与“大陆”的过渡地带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地位，其内部秩序应是世界秩序的某种全息缩影。古代的中国，曾经就是个世界；当下的中国，则应反映着世界。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实践其“世界中介”这样一种历史使命。
就中国的内部秩序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其三大亚区域：“海洋”——东南沿海乃至海外华人世界、“大陆”——内陆边疆地区，以及中介地带——庞大的中原地区。这里的“海洋”“大陆”“中介地带”，都不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表达，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表达，虽然它与物理空间有很多重叠关系。从比较简单的结构上来说，三大亚区域的关系是：东南沿海近年来所汇聚起来的资本，结合于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资源，使得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能够形成并运转起来，形成庞大的国家财政能力；国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将这些财政能力向内陆边疆地区转移，以帮助当地实现自我发展。进一步细致分析的话，会发现每一个亚区域都有着更为复杂、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
<span class="bold">2.中国的海洋亚区域
就中国的海洋区域而言，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值得注意的向度。一是东南沿海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紧密关系，二是南洋地区作为世界资本进入中国的必要中介，三是新一代华人移民将中国经济内在化于世界。
东南沿海在西方制造业外包的大潮中，深度嵌于全球经济中。而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在改革开放之初依赖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地区华人的投资。前文已述，<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五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论述。"> 这种投资的原动力之一，是南洋华人与其祖籍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洋因此成为海洋世界与中国庞大人口（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中原”）之间互动演化出新秩序的必要中介。如今，主导南洋资本秩序的香港和新加坡的资本市场仍然是中国企业重要的融资地，以及国民财富的重要理财地。在可预见的未来，香港与新加坡的这种地位，并不会因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出现本质性变化，这与两地所通行的普通法系有直接关系。
从法律规则和司法过程两个角度来讲，普通法系相较于大陆法系，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更为完善，普通法系下的会计准则也更有利于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因此，在普通法系地区的直接融资机制，即债市和股市的规模，要远大于大陆法系地区。大陆法系地区演化出一些替代性的办法，来弥补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欠缺，途径之一就是所有权的集中。就资本市场而言，其结果就是，间接融资机制（即银行）的规模会更大。<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Law and Fina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6, No. 6 (Dec., 1998), pp.1113-1155。">直接、间接两种融资机制，对于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以及经济效率的影响力很不一样。世界上最重要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都在普通法地区，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更加活跃，市场深度更大，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而不同国家的商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在适用哪一方的法律上难以达成共识，双方的妥协办法，除了适用国际公约之外，就是适用第三国法律，非英美的当事人经常会选择适用普通法系的英国法、美国纽约州法等。几乎可以说，整个海洋世界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底层法律逻辑就是普通法的逻辑。
所以，作为华人世界少有的施行普通法的地区，香港与新加坡天然地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本市场联系的重要中介。作为西方资本与华人资本的交汇点，它们发展成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尤其是香港，它有着一种重要的二元性。一方面，它是中国这个大陆法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另一方面，它又和整个海洋世界分享着同样的普通法体系。通过香港，中国就有了一个与海洋世界形成无缝对接的接口，可以对国际资本市场形成巨大投射力，反过来也可以通过这里，从国际资本市场汲取巨大的力量。我们因此要问，中国的自我意识应当如何，它需要如何理解本国与世界，以及整个国家与国家内部的海洋亚区域的关系，才能让这种资本交汇点成为中国的力量所在，而不是相反？
中国的海外新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如温州、福清等地——则以另一种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内在化于世界经济当中。日本的NHK电视台在2011年播放过一部自制纪录片《意大利品牌中国人造：在时尚之都经商的华人》，其中呈现的内容十分值得玩味。佛罗伦萨附近的意大利老牌纺织工业城市普拉托（Prato），在2000年之后，当地的中国人开始激增，到纪录片制作之时已经达到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早年到此的中国人在当地开办了大量的服装工厂，新来的中国偷渡客是工厂的廉价工人，工厂的设计师则是从意大利工厂高价挖过来的，产品以意大利品牌的名义在欧洲销售。纪录片称此为“欧盟关税区下面的中国”。笔者在欧洲调研时，也看到了完全类似的状况。偷渡到意大利的中国人，在当地形成了完整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服装产业链，有人专门负责布料的供给，有人专门负责做剪裁，有人专门负责缝制，然后还有人负责完成面向全欧洲的分销。所有的过程、环节都是由在欧洲的中国人完成的，但是这个衣服的标志是Made in Italy。欧洲的中低端服装业以这种匿名的方式被中国人垄断了。
此经济活动的产出会被计入意大利的GDP，而其收入有相当部分可能被转回中国。中国人的经济以这样一种隐匿的方式实现了向全世界的扩张，在非洲、拉美，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扩张在展开当中。
纪录片中还呈现出了海外中国人另一种有趣的努力。一位在普拉托已经颇有成就的华人，为了帮助中国人更好地融入意大利，缓和当地意大利人与华人的矛盾，转而寻找渠道将意大利的高端时尚品牌引入中国，与中国的境内渠道商进行联系与合作。这样一种努力意味着会带来一种新的均衡结果。当地的意大利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在低端产品上竞争不过中国人，而在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品上却无法打开更大的市场。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则刚好拥有能够帮其进入中国这个广阔市场的能力。由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来填补意大利的低端市场；他们再反过来牵线，帮助意大利人获得在中国的高端市场。这样的分工格局，使得世界市场更加均衡，商品的流动性更强，也意味着国界在经济层面的消除。<span class="mark" title="在美国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有趣案例。比如近年来有一些中国的移动端APP，把美国老师与中国孩子一对一地撮合在一块，通过在线视频对话的方式，教中国孩子学习英语。到2017年下半年，在中美两国都已经有了数十万的注册用户，未来还有巨大发展空间。这是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商业现象。本来，这种面对面的教学模式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处同一物理空间，是一种无法出口的本地化服务业，但是由于互联网的介入，物理空间的限制被打破了，这样一种服务业便能够出口到中国了。实际当中的效果也非常好，在这些APP上注册的美国教师的收入基本上都翻番了。前文（第七章第二节第二小节）曾经谈到，美国在创新部门之外的传统产业遇到一些困境；在这种新模式下，传统服务业也能出口了，困境获得了突破的可能性，而且在这个商业模式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想象空间。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使得很多种在别的国家无法成立的商业模式（尤其是互联网商业模式）在中国成为可能；前述在线视频英语教学，既是互联网应用层面上一种重要的商业模式创新，也是依托于中国市场的规模性特征才成为可能（相关讨论亦可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第一小节）。于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均衡有了新的突破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中国与美国在微观经济过程当中，一种更加深刻的相互塑造作用。当然，光是在线视频英语教学这样一种服务业输出，还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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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体量决定了，它天然是个世界历史民族。中国古代史是超越于中原、草原等诸多要素之上的东亚大陆的体系史，以中原为经济和文化重心、以草原为军事重心、以过渡地带为整合诸要素的制度重心，在复杂的互动过程中拉动起包括陆地与海洋在内整个东亚的经济政治秩序，并被表达为“天下”秩序。西方在近代的到来，使得东亚的天下秩序被还原为区域秩序，被整个世界秩序所吸收；中国则开始努力重构自身，同时苦苦寻找新的精神表达。
经历了无数苦难的历程与无数勇气和理想的积淀，今天的中国在物质意义上再次成为世界体系的自变量，但中国对此仍未获得足够的精神自觉。世界历史民族都是通过超越自我而成就自我，让自己成为整体的背景条件。今天，中国也必须完成自我超越，而且必须是个双重超越。中华民族要实现自我超越，成为世界秩序的背景条件；汉民族也要自我超越，成为中华民族的背景条件。这一系列超越过程，最终需要在一种法权形式中，获得其稳定性。中华民族在今天终于走到了“历史三峡”的这一步，我们可以畅想,此前的转型历史，如何能够获得其法权形式，完成这个世界历史民族的完整的精神自觉。
这种精神自觉，可以让我们对“何谓中国”这一问题，在规范性意义上给出如下回答，即，从全球格局来看，中国是世界秩序当中的海陆枢纽，从国家格局来看，中国内在地是个体系；中国正是因其内在的体系性，而成就了其外在的海陆枢纽地位。作为体系的中国，仿若世界海陆秩序的全息缩影，通过历史的演化与现代的整合，凝为多元一体的共同体，并以其超大规模性而获得足够的动能，打通内、外两重秩序，将人类秩序联为一体。
<span class="bold">一、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海陆枢纽
<span class="bold">1.第三世界的流民化
中国作为世界秩序的中介性要素，作为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的中介性存在，在毛泽东时代，通过“三个世界”理论获得了精神性的表达；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则在“双循环”的结构里发展为物质性的现实。
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两个时代的中介性不仅仅是精神与物质上的区别。“三个世界”提出于冷战的摩尼教秩序时期，海洋世界与大陆世界在彼时是两种强大的秩序，中国作为彼此角力的双方之外的第三方，提供一种均衡力量。“双循环”形成于冷战后的奥古斯丁秩序时期，海洋世界的秩序扩展开始遭遇生存逻辑的极限，而大陆世界则陷入失序状态。这里的“大陆世界”所涵括的不再仅仅是地缘意义上的“大陆”，而是在秩序缺失这个意义上的“大陆”，主要指当下诸多秩序疲弱、流民动荡的地区。因此中国不再是作为均衡力量存在，而是作为普遍秩序向失序地区扩展的必要中介存在。<span class="mark" title="张笑宇博士的著作《重建大陆：反思五百年的世界秩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对于失序的“大陆”地区秩序重建的可能性，从政治哲学角度做了很精彩的分析。相关讨论亦可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三节第二小节。">
失序“大陆”的流民化，与世界经济秩序的变迁之间有着复杂的联动关系。前文已述，中国的超大规模人口，在古代社会也面临周期性的流民动荡之威胁。尤其是在传统帝国的后期，过剩的人口扼杀掉了技术进步的可能性，中国经济陷入内卷化的状态，结果只有外延型增长，没有内涵型增长，终将面临更加严重的流民威胁。但是，过剩人口只在中国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构成严重的问题，一旦中国加入开放经济，在其能够完成政治上的自我整合的前提下，其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反将构成中国的巨大竞争优势。<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本书第五章第一节第一小节的相关论述。">
晚清以来，中国一直苦于无法完成自我整合，一方面无法真正解决流民问题，一方面其廉价劳动力只能流散到世界上去，为他人所用，这段历史催生了庞大的海外华人世界。经历艰难曲折的革命历程，中国终于完成了自我整合，重新加入世界市场，早年流散出去的海外华人在这时成了反哺中国的重要力量，其投资对中国经济的崛起起到了重要作用，庞大的人口规模至此终于转化为中国的竞争优势。
中国的流民问题在世界市场这个背景下获得了解决，与此相应的是第三世界更严重的流民化。中国举世无双的生产成本控制能力，使其低成本制成品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甚至出现在非洲国家最偏远的地摊上。<span class="mark" title="笔者曾在非洲国家的偏远地摊上见到当地人在贩卖中国生产的书包、拖鞋等，这意味着这些低技术含量、低价值的产品从中国运过来也比本地生产要更划算，这是极具深意的现象。">东南亚被整合到中国的供应链网络当中，另当别论。原本还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艰难努力的第三世界诸国，遇到了无法应对的挑战，其工业多半失败；而其社会结构在努力工业化的过程中已经被改变，进城的人无法获得就业，又不愿再回到乡下去，传统乡村的基层社会也遭遇着更大的冲击；经济上的一系列困境更令财政陷于困窘，国家能力大幅下降，秩序开始溃败。实际上，在“中心——边缘”的结构下，它们的工业化努力本来也很有可能失败，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基本没有成功的；但当下的失败，伴随着世界经济秩序的变迁，便更引人注目。所有这些问题，都导致了更加严重的流民化。这在有些地方会令国家陷入毒品经济、黑帮经济，有些地方还会再叠加上“文明的冲突”中各种宗教性的动员效应，导致今天世界上的一系列动荡。
由于中国的超大规模，中国对于解决这些问题有特殊的责任。作为世界性的国家，中国的利益也是世界性的，倘若中国放任无视世界经济秩序变迁的这些外部效应，则第三世界的流民也必将反噬中国自身，中国的海外利益将严重受损，中国内部也可能遭遇到特殊困境。因此，世界主义的精神转向也成为中国保护国家利益的一种必须，民族主义的狭隘视野，便到了一个必须被突破的阶段。
<span class="bold">2.从“生产的政治”到“分配的政治”的转型
世界主义的转向，需要我们对于现代世界秩序的基本逻辑及其未来走向的可能性有所判断。现代世界秩序的拓展是在英美资本主义秩序的主导下展开的，英美资本主义的经济伦理具有浓重的清教色彩。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这种经济伦理正面临着挑战。这至少有两方面意涵。
第一，清教伦理所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能够不断发展的前提，是有一个远远大于该清教经济体的市场存在。因为，清教伦理用严苛的道德标准要求信徒，他们必须努力工作以荣耀上帝，这是一种宗教责任；同时又必须生活节俭，否则努力工作只不过是被奢侈生活的物欲所激励，背弃了其宗教责任。这样一种“努力挣又努力节俭”的生活态度，使得其利润积累效率非常之高，远非其他宗教信徒的经济活动可比，也使得其生产远远大于消费。因此，清教经济伦理高超的经济效率，以非清教的外部市场为前提。一旦这个市场被填满，便需继续开发新的市场，否则理性资本主义的生产秩序将难以维系，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到了后冷战时代，外部市场逐渐被开拓完毕，这意味着依从清教伦理的经济模式走到了尽头。
第二，清教伦理强调了犹太一神教的传统，对此岸世界进行了彻底的祛魅。此岸世界的各种价值都被均质化，彻底地消弭掉了天主教中曾经很重视的等级责任伦理。于是，所有人都要同等地参与竞争，所有人都要服从同样的成败标准。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群，清教视其为被上帝抛弃的标志，而非外在条件不济所致。这同样推动了清教经济体的迅速发展，其效率超过了其他经济体，最终使得其发展起的资本秩序涵盖了所有经济体，并将许多非清教的地方置于竞争中的不利地位。面对那些竞争失败的人群的悲惨状况，简单地用“被上帝抛弃”来解释，在伦理上是很有欠缺的，这带来一种“伦理成本”，但这种欠缺在清教经济伦理内部是无法弥补的。
总而言之，可以说清教经济伦理是一种以生产为核心的经济伦理，其所有的法权设置都是围绕于此，其所转化出的制度安排可以称为“生产的政治”，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可以用更繁荣的发展来消化掉。在其逻辑走到尽头之后，试图再靠发展来消化问题已行不通，此时需要新的经济伦理来置换掉它；新的伦理还需要将自己外化为一种“分配的政治”，以解决“生产的政治”所带来的问题。
在近代西方历史上，有另一种经济伦理一直在对清教经济伦理进行批判，那就是天主教经济伦理。天主教经济伦理认为经济的出发点应当是满足人类的需求，而不是营利。对于个人来说，保证与其身份相当的收入，构成收入的极限。从事经营活动的人不允许只为自己而追求个人目的，他是社会的成员，因此他必须将自己的职业看作职责并加以履行，他必须始终考虑到公共福利。社会因此形成有机的等级划分，这是必须尊重的差别。<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德］席林《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顾仁明译，2003年，第57—58页。">所以，天主教经济伦理着重于以下几个原则：一是人格尊严，人应当作为目的存在，清教模式的极度祛魅对人是危险的，经济的最终目标不在其本身，而应当是人性的绝对目标，即应使得人类能够习得上帝之仁爱；二是合理价格、合理竞争，不得因过度的理性计算而导致过高的伦理成本，如有必要，政府可以进行干预；三是团结互助，天主教并不认为人类是分散独立的个体性存在，而是认为所有人构成一个大的共同体，应从这样一个总体性的角度来思考前述诸种成本问题，尤其是这个共同体还是个时间性的共同体，当代人要为后代人考虑；四是等级责任伦理，天主教认为人的先天禀赋、后天机遇不同，不能做齐一化要求，责任是与能力相匹配的，拥有更强能力者，理应负起更多的责任。二战后，德国发展道路的选择，与对天主教经济伦理的反思有着深刻关系。<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德］席林《天主教经济伦理学》，“中译本导言”，第9—13页。">
在有外部市场空间存在的情况下，清教经济伦理的效率远胜于天主教经济伦理，后者在中世纪时维系了一个温情融融却又迟缓停滞的西方经济世界，在进入近代以后便逐渐被清教伦理压制住了。清教经济伦理推动着资本主义经济的高效率发展，在不断寻求更大市场的过程中，导致世界市场空间逐渐闭合，它开始面临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此时天主教经济伦理的价值重新显现出来。
伊斯兰教的教义中同样有关于“分配的政治”的深刻思考，但伊斯兰世界的经济与天主教世界的经济，都不足以支撑起对于世界经济秩序的重构工作，这个工作需由奉行着市场经济的中国来完成。在资本主义盟主美国逐渐将其经济金融化之后，世界实体经济转移到中国，并且可能由中国的生产、由中国对于各种市场的开发，而完成使世界市场闭合的工作。在此过程中，以中国为首的工业生产向世界施加的环境成本、资源成本等，也到了必须加以审视，改弦更张的地步。世界需要另一种经济伦理、秩序原则的指引。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有对于作为共同体的集体责任伦理，以及等级责任伦理的深刻考虑，其诸多原则与其他关注“分配的政治”的文化伦理之间存在相当的共鸣性。中国完全可以将其中的精神原则抽取出来，作为东西方共同的伦理财富加以阐发，一方面由此对自己的发展模式进行反思，另一方面更作为一种新的世界意义之倡导者而存在，提出“分配的政治”的问题。
这样一种“分配的政治”不是以单个国家为单位，而是以全球为单位；其目标应该是以中国为中介，将海洋世界的各种经济发展，通过贸易红利转移的方式，转化为向失序地区的秩序投放，以便帮助这些流民动荡的“大陆”地区重建秩序。这样一种新的世界秩序安排的现实可能性，就在于“双循环”经贸结构的浮现，贸易红利的转移也正是在这结构里完成。<span class="mark" title="可参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第一小节的相关讨论。">
向“分配的政治”的转型，并不是要取消现有的国际政治和经济的治理秩序，任何试图一揽子给出个对全球秩序进行全面改造的方案，必定是不可实行的方案。“分配的政治”应当以承认现有国际治理秩序的历史正当性为前提，发起一系列谈判进程，对其进行渐进性改造，使其逐渐能够适应新的格局与需求。而转型的方向，绝不是失序的“大陆”地区通过走上工业化道路来完成现代化，而是通过秩序的输入，让“大陆”地区获得足够的资源以建立有当地特色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秩序，向世界呈现出另外一种生活样态的可能性，为资本主义秩序当中的人类保留一块可供参照与反思的心灵净土。
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中国将与世界相互塑造，开拓出外交创造性实践的巨大空间，更深刻地实践中国的国际责任。它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具象化，是中国获得自己的普遍性意义的基础。中国的世界政治地位，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可以被定义；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才能被识别出来。若要努力收获这一切，必须要有超越于民族主义之上的普遍主义视野。如此，中国的全新战略才能表达出一个大国对于世界责任的切实担当。待中国做到这一点，中国的崛起将充分呈现出其建设性效应。
在这个过程中，也可以看到中国的另一重世界历史意义。前文仔细讨论过，游牧及农耕的共生关系是古代欧亚大陆上一种很普遍的秩序生成机制；游牧-农耕的过渡地带，往往成为新秩序的生成点所在，这种过渡地带未必拥有精神的原创性，但它拥有对两种经济政治生态系统的理解，从而能够形成超越于双方之上的普遍秩序。对今天的世界而言，政治哲学意义上的“海洋”与“大陆”，也会有一个过渡地带；原则上来说，此过渡地带也应该成为世界新秩序的生成点所在。中国作为“双循环”结构中的结点，在物质意义上已经完全成为这种过渡地带。这意味着一种巨大的战略机会，中国必须能够清晰地理解此一战略机会，在精神层面上把握住自己对于世界秩序的构成性意义，才能更好地实现其建设性作用。
因此，中国急需一场精神层面的解放。咨诸人类历史，这样一种精神解放，将伴随着对于国家的自我意识的重新理解。
<span class="bold">二、中国秩序作为世界秩序的全息缩影
<span class="bold">1.中国秩序作为一个全息缩影
中国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国家，尤其是其处在“海洋”与“大陆”的过渡地带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地位，其内部秩序应是世界秩序的某种全息缩影。古代的中国，曾经就是个世界；当下的中国，则应反映着世界。只有这样，它才能真正实践其“世界中介”这样一种历史使命。
就中国的内部秩序而言，我们可以看到其三大亚区域：“海洋”——东南沿海乃至海外华人世界、“大陆”——内陆边疆地区，以及中介地带——庞大的中原地区。这里的“海洋”“大陆”“中介地带”，都不是物理空间意义上的表达，更多的是一种政治哲学和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表达，虽然它与物理空间有很多重叠关系。从比较简单的结构上来说，三大亚区域的关系是：东南沿海近年来所汇聚起来的资本，结合于中原地区的庞大人口资源，使得庞大的供应链网络能够形成并运转起来，形成庞大的国家财政能力；国家通过二次分配的方式，将这些财政能力向内陆边疆地区转移，以帮助当地实现自我发展。进一步细致分析的话，会发现每一个亚区域都有着更为复杂、丰富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
<span class="bold">2.中国的海洋亚区域
就中国的海洋区域而言，我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值得注意的向度。一是东南沿海与世界市场之间的紧密关系，二是南洋地区作为世界资本进入中国的必要中介，三是新一代华人移民将中国经济内在化于世界。
东南沿海在西方制造业外包的大潮中，深度嵌于全球经济中。而东南沿海的经济繁荣，在改革开放之初依赖于海外华人，尤其是南洋地区华人的投资。前文已述，<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本书第一章第六节，第五章第二节第二小节的相关论述。"> 这种投资的原动力之一，是南洋华人与其祖籍地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洋因此成为海洋世界与中国庞大人口（政治哲学与历史哲学意义上的“中原”）之间互动演化出新秩序的必要中介。如今，主导南洋资本秩序的香港和新加坡的资本市场仍然是中国企业重要的融资地，以及国民财富的重要理财地。在可预见的未来，香港与新加坡的这种地位，并不会因中国经济的崛起而出现本质性变化，这与两地所通行的普通法系有直接关系。
从法律规则和司法过程两个角度来讲，普通法系相较于大陆法系，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更为完善，普通法系下的会计准则也更有利于对投资者权益的保护。因此，在普通法系地区的直接融资机制，即债市和股市的规模，要远大于大陆法系地区。大陆法系地区演化出一些替代性的办法，来弥补对投资者权益保护的欠缺，途径之一就是所有权的集中。就资本市场而言，其结果就是，间接融资机制（即银行）的规模会更大。<span class="mark" title="参见Rafael La Porta, Florencio LopezdeSilanes, Andrei Shleifer, Robert W. Vishny, “Law and Finan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6, No. 6 (Dec., 1998), pp.1113-1155。">直接、间接两种融资机制，对于全球资本的吸引力以及经济效率的影响力很不一样。世界上最重要的股票市场、期货市场等直接融资市场，都在普通法地区，如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普通法地区的资本市场更加活跃，市场深度更大，对于国际经济和国际贸易的影响力也更大。而不同国家的商人在进行国际贸易时，如果在适用哪一方的法律上难以达成共识，双方的妥协办法，除了适用国际公约之外，就是适用第三国法律，非英美的当事人经常会选择适用普通法系的英国法、美国纽约州法等。几乎可以说，整个海洋世界与国际经济秩序的底层法律逻辑就是普通法的逻辑。
所以，作为华人世界少有的施行普通法的地区，香港与新加坡天然地成为中国经济与世界资本市场联系的重要中介。作为西方资本与华人资本的交汇点，它们发展成世界性的金融中心。尤其是香港，它有着一种重要的二元性。一方面，它是中国这个大陆法国家不可分割的领土，另一方面，它又和整个海洋世界分享着同样的普通法体系。通过香港，中国就有了一个与海洋世界形成无缝对接的接口，可以对国际资本市场形成巨大投射力，反过来也可以通过这里，从国际资本市场汲取巨大的力量。我们因此要问，中国的自我意识应当如何，它需要如何理解本国与世界，以及整个国家与国家内部的海洋亚区域的关系，才能让这种资本交汇点成为中国的力量所在，而不是相反？
中国的海外新移民——主要来自东南沿海地区如温州、福清等地——则以另一种方式使得中国经济内在化于世界经济当中。日本的NHK电视台在2011年播放过一部自制纪录片《意大利品牌中国人造：在时尚之都经商的华人》，其中呈现的内容十分值得玩味。佛罗伦萨附近的意大利老牌纺织工业城市普拉托（Prato），在2000年之后，当地的中国人开始激增，到纪录片制作之时已经达到当地人口的四分之一。早年到此的中国人在当地开办了大量的服装工厂，新来的中国偷渡客是工厂的廉价工人，工厂的设计师则是从意大利工厂高价挖过来的，产品以意大利品牌的名义在欧洲销售。纪录片称此为“欧盟关税区下面的中国”。笔者在欧洲调研时，也看到了完全类似的状况。偷渡到意大利的中国人，在当地形成了完整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服装产业链，有人专门负责布料的供给，有人专门负责做剪裁，有人专门负责缝制，然后还有人负责完成面向全欧洲的分销。所有的过程、环节都是由在欧洲的中国人完成的，但是这个衣服的标志是Made in Italy。欧洲的中低端服装业以这种匿名的方式被中国人垄断了。
此经济活动的产出会被计入意大利的GDP，而其收入有相当部分可能被转回中国。中国人的经济以这样一种隐匿的方式实现了向全世界的扩张，在非洲、拉美，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扩张在展开当中。
纪录片中还呈现出了海外中国人另一种有趣的努力。一位在普拉托已经颇有成就的华人，为了帮助中国人更好地融入意大利，缓和当地意大利人与华人的矛盾，转而寻找渠道将意大利的高端时尚品牌引入中国，与中国的境内渠道商进行联系与合作。这样一种努力意味着会带来一种新的均衡结果。当地的意大利人之所以陷入困境，是因为在低端产品上竞争不过中国人，而在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品上却无法打开更大的市场。在意大利的中国人则刚好拥有能够帮其进入中国这个广阔市场的能力。由在意大利的中国人来填补意大利的低端市场；他们再反过来牵线，帮助意大利人获得在中国的高端市场。这样的分工格局，使得世界市场更加均衡，商品的流动性更强，也意味着国界在经济层面的消除。<span class="mark" title="在美国方面也有一些类似的有趣案例。比如近年来有一些中国的移动端APP，把美国老师与中国孩子一对一地撮合在一块，通过在线视频对话的方式，教中国孩子学习英语。到2017年下半年，在中美两国都已经有了数十万的注册用户，未来还有巨大发展空间。这是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商业现象。本来，这种面对面的教学模式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处同一物理空间，是一种无法出口的本地化服务业，但是由于互联网的介入，物理空间的限制被打破了，这样一种服务业便能够出口到中国了。实际当中的效果也非常好，在这些APP上注册的美国教师的收入基本上都翻番了。前文（第七章第二节第二小节）曾经谈到，美国在创新部门之外的传统产业遇到一些困境；在这种新模式下，传统服务业也能出口了，困境获得了突破的可能性，而且在这个商业模式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想象空间。值得提出的是，中国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使得很多种在别的国家无法成立的商业模式（尤其是互联网商业模式）在中国成为可能；前述在线视频英语教学，既是互联网应用层面上一种重要的商业模式创新，也是依托于中国市场的规模性特征才成为可能（相关讨论亦可见本书第七章第二节第一小节）。于是，中美之间的贸易均衡有了新的突破口，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中国与美国在微观经济过程当中，一种更加深刻的相互塑造作用。当然，光是在线视频英语教学这样一种服务业输出，还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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